Chapter 17: Attention vs. Intention —— 如何在重要的技術變革之際，拿回人的主動權與公平性，並好好守護社會裡的信任關係。
資訊科技的技術革命，從 World Wide Web（網際網路）、SNS（社交媒體） 到 AI，正好是三個重要的分水嶺。
作為 WWW 的發明人，Tim Berners-Lee 在這本個人回憶錄與數位時代宣言裡，再次強調早期網路充滿了快樂和驚喜，而非不斷去誘發焦慮。所以個人的資料主權（data sovereignty）很重要，透過在不同平台所累積的數位足跡，我們可以主動發問和利用，透過不同資料集的交叉比對或應用，提供有益的洞察，以一種以人為本的方法 (human-centric way)。
然而，當社交媒體出現，attention economy （注意力經濟）取代了 intention economy（自我驅動 / 意圖導向的經濟）。
前者服膺於矽谷的資本主義，充滿了商業所帶來的海量、讓人分散注意力 (distraction) 的訊息，甚至導致了惡意的行動主義 (hostile activism，如：針對特定個人、品牌、企業或公眾人物發動具備高度攻擊性、組織性且缺乏理性對話意願的集體輿論圍剿)，原本人們的自我驅動和意圖、想做的事，太容易在海量的資訊和風向中迷失，同時對立的激化與預設撕碎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電腦始終應該是為人類所用的工具，而非讓人們成為電腦的工具。
所以早期關注網際網路開放性和規格通用性，讓「網路成為人人皆可用的公平網絡」，仍有不少電腦科學家和跨領域的專家，致力於 Open Data 和 Open Software Community。
如今，AI 再次帶來巨大的技術變革，Tim 提醒我們，避免重蹈 SNS 的覆轍與錯誤、以史為鑒，我們更應該注重並積極介入一開始的設計 (A design issue)——什麼樣的技術架構和設計，更有益於人的自主性？而非由矽谷的科技悲觀派和樂觀派 (doomers and boomers) 決定一切。
如果工具理當為人類服務，那麼人類社會中最重要的信任 (Trust)，便須好好守護；同時去思考，是什麼讓我們彼此信任？是社會約定俗成的行為準則與法律保障 (cultural norms and legal protections)，是淵源流長的制度與普世價值，逐漸形成的規約和可預期的運作與秩序的遵守。
回頭看最近的選舉，時常有種「國民黨紅衛兵化」之感——紅衛兵是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期間興起的激進群眾組織，主要由中學生與大學生組成。毛澤東為了打擊日益官僚化的黨政體系、清除政治對手，並重新鞏固個人權威，支持並動員這些青年以高度狂熱的個人崇拜，挑戰既有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權威。
紅衛兵以「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名，展開大規模的批鬥、抄家、公開羞辱與暴力迫害，不僅知識分子、教育工作者及黨政幹部遭受衝擊，許多無辜民眾也因家庭出身、思想言論或人際恩怨而成為鬥爭對象。
這場運動一方面打破了部分既有的權力與階級秩序，使某些原本缺乏政治影響力的人獲得短暫的權力；另一方面，卻也以革命之名建立新的政治身分壁壘，讓階級出身與政治忠誠成為區分敵我的標準。親友反目、師生互鬥、相互揭發與集體暴力，嚴重侵蝕了人與人之間的倫理、信任與社會連結；大量歷史文物與傳統文化資產也在運動中遭到破壞。
紅衛兵運動不僅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現象之一，更深刻改變了近現代中國的社會關係、權力結構與集體記憶，其影響也深深形塑了今日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社會。
以前同婚公投時，極右保守派時常說支持同婚「讓我們怎麼教小孩？毀壞倫常」，然而，如今選舉中 KMT 在台北選戰中的「市長候選人發送毒品說」，以及透過各種抹黑造謠或卑劣的議事手段，企圖透過短影音的剪輯和行銷手法，來製造激化、充滿敵意的惡意印象，也等於直接弄爛、弄臭社會信任，不斷在侵蝕與撕裂台灣社會信任的底線——當網路上有一千個網軍帳號說著同一個謠言，於是國王的新衣成真——這才是真的不知道怎麼教小孩吧（嘆）更別提對重要的社會案件與議題，缺乏同理心和責任的擔當。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