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uu

喜歡最近讀到的這二個部分。

《摘柿記》

在〈電器〉一文裡，提到川上浩司所創造的「不便益」一詞：

所謂的「便利」，大概可以理解為減省了繁瑣過程，直達至目的，但同時也減少了不少樂趣。 ⋯⋯有什麼事反而是因「不便」而帶來「益處」的。他創造了「不便益」一辭，來形容這些事物。例如費氣力徒步登上富士山頂看到的景色，定比乘搭電梯上去更震動人心（當然，沒有直登富士山頂的電梯）。（97-98）

不管是之前讀的社交媒體所帶來的可能危害，或現在 AI 發展所帶來的競爭與焦慮感，其實都是一樣的——當數位虛擬的便利性減少了現實的摩擦，最終還是會回到在所有的便利性之後，人所能承受、以及所能創造的。在時間的浸潤與刻痕裡、在手作的經過和勞動裡，很多體驗才有辦法被大腦和感知好好吸收和轉化。

《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

政治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一種共同契約，可能被扭曲甚至消除，而極權政府往往是「反政治的」：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鄂蘭首先用了嚴厲的警告，將她最基礎的想法表達出來。她聲稱政治只會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因為在她看來，政治就是公民在一個「世界」中的說話和行動方式，而這個世界是在不同形式政府的容許之下、由法律保障的一種公共空間。她因此聲稱，政治是可以被徹底消滅的。進一步來說，某種形式的政府，可能造成始料不及而又看似矛盾的可怕後果：它可以令政治完全消失（這點她有切身體會，因為她曾是「無國之民」，也是所謂「十二年帝國」即納粹德國的倖存者）。極權主義是一種全新的政府形式，跟以往的專制政體不一樣，它不光是政治的萎縮，而是將政治徹底消除：它透過特定方法，首先泯滅某一群體的人性，最終擴及所有群體，使全人類的人性消失於無形。這就是極權主義的「根本的邪惡」。（39）

鄂蘭的觀點在當時引起左右二派陣營的「各取所需」，同時也對她加以抨擊和責難。加上鄂蘭與海德格長達 50 年的來往——海德格是當時最重要的哲學家，同時也是納粹黨員，一生並沒有就身為納粹的身份及其作為公開道歉。鄂蘭曾與他有過師生戀，但也是在長期的來往中，鄂蘭對他有過許多不同的評價和轉換。

面對爭議性的人物，或說人在中年面對朋友或喜愛之人的各種立場轉變，在鄂蘭和他的老師雅思培的書信來往裡，自己也獲得很多映照，特別是在拆解對個人觀點與學術上的成就，和「人格作為思想載體的重要一面」的辯證與思索裡——他們這部分主要在討論馬克思，鄂蘭後來的觀察是：「馬克思的確對自由和公義都不在意。⋯⋯他執著於社會問題，不願意認真看待國家和政府問題。」（41）

作者繼續解析，戰後鄂蘭的思想繼續成熟，隨著世局的轉變，她越來越清楚人格中所包含的訴求，分別反應了左右兩大陣營的部分觀點。

她兼具深刻的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她對這個世界以及世上所有的自然和文化成果，有一種亟欲保護的衝動，同時她又熱愛新主意、新突破——這些訴求看似都相互矛盾。對一些觀點獨立的人來說，只管維護傳統和一味追求創新，都是極端主義者。鄂蘭某次提到：「人類對轉變的渴望以及對安穩的需求，總是互相牽制，保持平衡；我們今天的詞彙，劃分激進和保守兩個陣營，正好顯示出這種平衡已經不保。」不管從人格還是政治角度來看，冷戰期間典型可見的對鄂蘭和她著作的曲解，正反映了這種失衡狀態。（43）

鄂蘭所提到的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並存，對世界的愛，對友誼、忠誠等價值的維護，以及對於所有不在傳統規範類別裡的人的同情和理解，可見於鄂蘭的「人生旅程中總有一位親密的女性朋友」。其中和麥卡錫（Mary McCarthy）這位小她六歲的美國女子的情誼：

觀察與評論世界的熱情（包含身邊的社會世界和更大的政治世界）；情感豐富，有一顆熱切的心，卻不流於感情用事；睿智而不尚空言，不沉溺於自己的聰明，也不會對別人的意見毫無質疑而認同；此外還有深摯的忠誠，並理解對於那些無法從傳統家庭、社群或宗教尋求慰藉的人，友誼怎樣讓他們的內心安頓下來。⋯⋯

此外，麥卡錫喜愛遊歷，又是個作家，對歐洲有充分認識；她能體會到儘管鄂蘭在政治上鍾情美國，但文化和觀感上卻是歐洲國際主義者。隨著布呂歇於一九七〇年過世，而雅斯培亦已不在人世，麥卡錫是能了解鄂蘭的悲傷，為她提供心靈安慰的「四堵牆」。（32）

本書作者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 Bruehl, 1946-2011）透過書信、思想的分析與對話，以及所處社會政治的氛圍，將鄂蘭的許多歷史公案，以及近現代左右二大陣營與現代化過程中，在政治哲學與現代性的斑斕紛呈和爭論不休裡，十分精彩地讓人物、觀點的博弈和時代的條件，躍然紙上。

自己曾經熟悉的文本和脈絡，重新回訪和充實血肉，繼續用來反思如今仍影響當下我們世界的餘韻未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