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uu

正在讀 Superbloom: How Technologies of Connection Tear Us Apart，退一步，透過歷史和後設的，去看我們正在使用的社交平台的前世今生和設計機制，也更明白我們的心智交錯在怎樣的誘惑和交換中。

SNS 是「科技-語言-商業」的混合體。科技作為載體，不只讓生產力更進步，也形塑我們語言使用的習慣。過去的書信，郵資貴、有實體限制，是菁英貴族們慎重以對的友誼紀念；接著電報出現，透過電流加速溝通的傳遞，突破更多時空的限制，而快速傳遞的訊息也壓縮了人們做決策的時間。

一次大戰的發生正是斐迪南大公被刺消息，快速傳遞到歐洲，致使過往外交空間的斡旋和時間，被壓縮，外交官和國家被迫在更短的時間內做出（可能更不周全）的決策。

戰爭爆發時，英國外交官寫著：

“The moral qualities—prudence, foresight, intelligence, penetration, wisdom—of statesmen and nations have not kept pace [with the] rapidity of communication by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the distinguished British diplomat Ernest Satow wrote in 1917, the war’s bleakest year.”

“These latter leave no time for reflection or consultation, and demand an immediate and often a hasty decision on matter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a speech delivered thirty years later, at the end of an even deadlier world war, Harold Innis would express the seeming paradox more bluntly still: “Enormous improvements in communication have made understanding more difficult.”

通訊科技的進步，似乎並沒有讓我們更理解彼此。

進入千禧年，人手一支的手機徹底包覆我們的生活。人們溝通的語言越來越簡略直接，加上溝通成本降低帶來氾濫的訊息紅海，爭奪著人們的注意力和回應的耐心。如祖克柏將人的社交網絡簡化為數學圖譜（graph），人們的社交也被數位工具制約為以生產力為主的模式。

社交平台依賴「流量-廣告-增加更多客製化的黏著度和追蹤」的機制，最大化收入，也更加侵入我們需要社交的脆弱內心。

社交平台的設計機制，如《快斯慢想》所說，會引發我們更多的快思，期待更多沒有摩擦力、充滿情緒和立即反應，無止盡的對話，卻對好好思考、有空間和餘裕來進行困難的深度交流，社交平台自身成為一種阻礙；甚至二極化的演算法和同溫層的曝光機制，加深人們的偏見和仇恨—我們成為小小螢幕與編寫區域中的俘囚，甚至把陷落的身心帶入現實世界，成為仇恨的具象⋯。（Twitter 演算法會放大憤怒、敵意和促成極化（Twitter’s Algorithm: Amplifying Anger, Animosity, and Affective Polarization ））

這陣子 Meta 提供 LLM 模型和資料給中國，並且配合設計審查工具，以及 AI 能爬梳和運算更多資料來模擬與接近人類的社會（王宏恩〈當開放資料被拿來模擬整個國家〉），都讓人思考—

在 Meta 巨獸之前，可以提供多一點「不用」的選擇嗎？

怎樣讓自己的心情更平靜和快樂？這陣子忙於 AI 學習和教案，以及讀書會的閱讀，彷彿回到學生時代心流沉潛的簡單致志。

最終是否取決於自制力和越來越厲害的 App 設計之間，保持不被擾亂的方向感，更明白自己的所需和意欲？

反流量，不把自己的社交需求和流量混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也不想放棄介入 AI 資料模型的機會，而那意味著持續的網路公共書寫。

接下來，會盡量寫長文，放在 pbear6150.blog；原本的社交媒體也先留著，用來宣傳，同時大部分的生活分享和議題連結，都會轉到乳齒象的聯邦宇宙 https://g0v.social/@pbear6150

好的、重要的文章或資訊，總會隨著眾人或時間的淘選，被轉載或留下；必不可少的，畢竟是經典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