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uu

開始看《蘋果在中國》，對於生活中無法離開的 iPhone、Apple 的前世今生，串起諸多碎片，多了許多了解。

不過看到初代蘋果電腦的晶片版也來自家庭代工，不禁莞爾，也是我兒時在鄉間無比熟悉的時代一隅。

序言

從〈序言〉裡，會得到一個初步架構—全球化的電子代工製造業（EMS,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s），如何透過不同國家各自的長處和利益的交換（先進的技術、大量的勞動力、低成本帶來的規模化和產品大眾化等等），產生起來。

蘋果需要中國大量、靈活的勞動力，中國也願意以「三低」（低薪資、低福利、低人權）來交換這些更先進的技術和投資；而在中、美之間，則是負責執行的代工廠台灣富士康，來完成各種與中國（地方）政府打交道的過程。

甚至連意圖併吞台灣、對台灣民眾毫無奉承必要的習近平也承認，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得歸功於我們的台灣同胞與台灣企業」。根據台北的統計，1991至2022年，台灣企業對中國的總投資金額已超過2,030億美元——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都是龐大的數字，除非你跟蘋果比。—〈序：「無與倫比」的傲慢〉

蘋果在中國的投資，巔峰時期上看每年 550 億美金，同時創造了500萬個工作機會；至於在美國，則是 100-260 萬個工作機會。相比於拜登最近的法案，國家的自我投資四年的總和也才 520 億美金。

根據本書取得的內部文件，截至2015年，蘋果在中國的年投資額已膨脹至550億美元，這個天文數字還不包括硬體元件的成本，即所謂的「物料清單」（Bill of Materials），如果計入這部分，總額將翻倍有餘。不妨對比拜登政府的標誌性政策《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當時的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將該法案譽為「一世代才有一次的投資機會」、「讓美國重拾在先進半導體製造領域的領導地位」。這項為期四年的法案總預算僅520億美元——比蘋果十年前在中國每年的投資金額還少30億美元。容我特別強調以下這一點：過去十年來，蘋果每年在中國的投資，規模至少是美國商務部所謂「一世代才有一次投資機會」的四倍。

蘋果的規模與影響力至今仍未被充分理解，部分原因是它實在難以想像與理解。舉例來說：中國14億人口的龐大需求，間接支持了美國各行各業約100萬至260萬個就業機會；不過根據蘋果執行長庫克估計，僅蘋果一家公司就在中國創造了500萬個就業機會——其中300萬在製造業，另外180萬則在應用程式開發領域。這種顛倒的對比令人咋舌：一家超級企業對中國就業的貢獻，竟超過整個中國對美國就業的貢獻。

當然，隨著所學技術的成熟，中國也開始拓展自己的自主性、扶植本土企業，透過「紅色供應鏈」來排除其他的供應商。

而蘋果高度依賴中國的結果，造成無法分割的商業依存性，同時中國也能將「製造實力武器化」。

如今蘋果與全球 50 個國家的超過 1,500 家供應商合作，但最關鍵的一點始終未變：所有路徑終究都繞不開中國：蘋果 90% 的產品生產仍在中國進行，雖然在越南與印度的組裝基地被大肆宣傳為中國的替代方案，但實際上仍高度依賴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

回頭看眼下川普與中國的對抗、反全球化，也會更清晰於這一路來策略的反轉和企圖止血。

C1-2

開始看第一部「拯救蘋果」，蘋果如何從瀕臨破產的絕境中，放棄了垂直整合的自我生產，加入其他公司的對外發包製造，在這個過程裡，日本和台灣開始崛起，也得益於蘋果帶來的技術培力。

而 EMS 濫觴的 SCI 公司，來自美蘇太空競賽中火箭製程所帶來的技術進步（國防工業往往也有這樣的功能，譬如日本二戰後的三菱重工，小英總統也企圖透過國防工業的自主，讓台灣的科技製造技術能更進一步），以及執行長金恩將零件製造擴大規模，成為「製造服務」。

在這個過程中，也會看到台灣自己的定位和優點，譬如相比於日本 SOP 的僵固和成本逐漸上漲，台灣更加積極主動靈活，並且也有勇於投資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