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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或許都有一定程度的私密性，此片更是。跟著導演羅苡珊進入和高中摯友劉宸君、學弟梁聖岳三人之間的密語。

山難是在 2017 年發生的。當時梁聖岳 21 歲，劉宸君 19 歲，他們到尼泊爾喜馬拉雅山麓南坡徒步，遭逢當地難得一見的大雪，受困 47 天後獲救，而宸君則在搜救隊抵達的前三天過世。

原本要和他們一起上山的導演，因病返台，沒想到一次的缺席就此天人永隔，也讓他花了 7 年的時間，才完成這部不得不拍的紀錄片。

睹物思人。導演以劉留下的信件、手札、一段錄音和僅有的幾張照片，重走一遍當年遇難的路徑和對村民的訪談，呈現他對宸君的思念和試圖的靠近，也是自我座標的再定位。

一開始，聖岳還在片中，但拍著拍著他不願去尼泊爾再走一遍。導演在訪談中提到：

我也因而意識到，聖岳的創傷跟我的創傷是完全不一樣的。他的創傷是來自他的「在場」：在那整整 47 天，他都與宸君一起親身經歷所有事情，看著宸君在他身邊離世。這個「缺席」跟「在場」的根本差異，使我與聖岳本來就不可能共同面對創傷，因為打從一開始，我們的創傷就是不同的。

對聖岳來說，他根本沒有必要回去尼泊爾，因為他已經在那裡經歷過一切；而當時缺席的我，才是那個有必要去到山難現場的人，所以，我渴望透過拍電影的方式，去尼泊爾彌補這個缺席、這種被排除的感受。理解到這個層次之後，我就可以接受跟理解聖岳的決定了。

聖岳和導演的對話，時常有種「不對頻」的感覺，可以感受到二人不一樣的性格和面對此事的態度，可能也有一點對私密入侵的不適感？總之，每個人面對宸君的離去，都有自我的解讀和需要，判斷和反應都不同。

一、多元性別與愛的聯繫

「他說我是純然的少年，他則是赤裸上身的男孩。我們既是兄弟，也是情人。」— 宸君

這段話在片尾才出現，是宸君對與聖岳關係的註解。查看所有報導，幾乎都把宸君當做是聖岳的女友來稱呼，本片可說幫他平反了「性別認同」這件事。

而讓我感到心痛的，是回顧他們在曉明女中的生活。宸君只穿長褲、又剪短髮，服儀不夠女性化的他，學校竟要求出示精神科的鑑定，才准許他這樣示人。

宸君曾說，「有個地方可以進入、跨越、隱身其中」，讓他覺得美好。而山林的確代表著有趣的辯證——一方面生理性別賦予不一樣的身體條件，在原野裡，往往男女二元相對清晰，而片中宸君偏 FTM（女跨男）的認同，也展現在他對身體力量和極限的追尋；另一方面，就像窩窩響應同志遊行所做的 T 恤，強調「生物多樣性」，山林的隱蔽和遠離塵囂，也帶來另一種自由和包容，就像「斷背山」的故事——山林是座巨大的密室、眾生皆有平等的一席，而我也認識和耳聞一些多元性別的夥伴，如何因為山林而改變生命的軌跡——忠於自我，同時在寬闊裡找到棲身之地。

片末，宸君在最後日子的筆記中，提到在曉明的日子「不全然是討厭的」，她想念早餐店，想把好吃的都點過一輪。

以下摘錄〈說故事的日子，與積雪消融的那一天──專訪《雪水消融的季節》導演羅苡珊〉，關於性別的部分：

──我留意到在描寫宸君的性別的時候，英文字幕寫的是 him，但依影片中引述媒體報導，卻又是明確寫是聖岳的「女朋友」。關於性別呈現的方式令我感到好奇。

羅：確實在拍攝期時，就遇到過如何呈現宸君性別的困難。例如在寫企劃書尋求資金的時候，如果用中文書寫，就可以用性別模糊的「他」指涉宸君，但若是用英文寫，就無法避免地要直接對宸君的性別認同表態。最初我曾寫過以「she」指稱宸君的企劃書版本，因為那樣的故事是相對好理解、符合異性戀典型的故事版本，宸君與聖岳就是「男女朋友」，而我跟宸君是感情很好的「姐妹」。但我越寫就越覺得不對勁，因為這樣容易理解的關係，並不是我們三人間情感關係的真正樣貌；加上我在認識宸君時，就已經知道他是一位跨性別者，而他的性別探索跟身份，也是我們情感如此深厚的主因。

在我們相識的保守天主教女校，性別是作為高中生的我們非常切身的自我認同探索，但卻也因此招來校方的壓力；當時我見證了許多宸君僅僅因為留短髮、拒穿裙子就遭受懲罰的痛苦時刻。所以，我認為用宸君希望的代名詞「he」去指稱他、保留角色之間的非典型關係，是必要在影片中展現的態度。

在剪接時，我們面臨的另一個困難是怎麼呈現宸君的「跨性別性」。由於我是在事件後才開始拍攝，手邊沒有宸君逝世前的素材，再加上宸君留下的照片、影片或錄音，也沒有他直接說出自己是跨性別的內容，所以我們也面臨「能不能直接幫他出櫃」的問題（以我對他的認識，跨性別身份對他來說不是一個向外的政治表態，而是他與親密之人分享、擁有安全感的私密空間）；此外，我也覺得直接用口白解釋他是跨性別，不僅太資訊性，也將認同政治作為標籤凌駕於他活生生的生命樣態之上。於是，最後我們決定盡可能如實地呈現他想被看見的樣子，以這樣的原則去建立他的角色。

片中最早出現的宸君樣貌是一張模糊、性別難以指涉的黑白照片，而接下來的照片與影片也都是以極短髮、男性化的形象出現，所以當我們字幕直接用「he」時，就已經傳遞出他的性別認同跟想被看見的樣子了。而在講述高中的橋段，我們才讓觀眾知道他就讀的其實是女校、有著女性的身體，並因此感到痛苦。到後來揭露媒體報導以「女朋友」字眼指稱他，或尼泊爾當地人仍稱他是「女孩」，這些也都展現了那是外圍的人所定義的他，而不是他自己真正的樣子。而最後影片的結尾，是以他寫給我的遺書作結，其中他也書寫了對自身性別的看法：認為自己是一個純粹的「少年」，而他與聖岳的關係「是兄弟也是情人」。這封信之所以重要，便是在於他在生命的最後，以自己的話語總結與回顧了自身十幾年來的生命，其中不僅只是總結我與他、他與聖岳的關係，也總結了他對性別的探索。

我原先很擔心片中的性別表達得過於隱晦，但無論是在瑞士真實影展、義大利特倫托，還是韓國全州放映時，都有觀眾注意到我們對性別的處理，有些觀眾即使困惑，也不影響他們感受整個故事，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舞。而這部片的北美首映，最近也確定會是在美國 Frameline 舊金山國際酷兒影展的紀錄長片競賽單元，這對我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這代表了這部片的「酷兒性」是有被看見、接納與承認的。

──同時，我也注意到導演的性別認同是非二元（non-binary），在影片中也有感受到你與宸君的關係有點微妙，性別認同的主題，確實好像也是紀錄片隱含的主題之一。

羅：我對性別的探索還在進行與釐清當中，但最一開始對性別認同相關議題的啟蒙，確實是因為在高中時認識了宸君、參加過一些讀書會或同志遊行，慢慢開始認識到各種超出男女二元框架的多元性別，跟非異性戀模式的關係可能；我覺得在這之中，宸君的性別氣質跟他與聖岳所建立的非典型關係，對我的潛在影響是很大的，但我當時並沒有很有意識地把這些認同概念連結到自己身上，而是把它們理解成政治宣稱跟政治權利的爭取。

開始有對自己性別切身的探索，確實是跟這個山難事件有關，但這也是在事發好幾年後才意識到的。在疫情期間停拍、被迫沉澱時，我才回想起在山難事件之後，我想要讓自己徹底變成宸君。不只是精神上的，而更是身體上的——比如說我仍會穿宸君的衣服，而我唯一有的衣服就是中性、去性化的登山服；我甚至忘記自己在山難事件發生前，曾經有過女性化的服飾；而我也會下意識害怕跟拒絕回想自己曾經有過女性的樣子。我後來理解到，當時的我是想透過身體與性別氣質上的改變，讓自己成為宸君，彷彿這樣就可以代替他活下去。

後來，我花了很久的時間去拆解對自身性別的看法，探索到現在，我比較舒適的認同框架是非二元。一方面是因為我不特別認為自己是女性或男性，另一方面也因為我不認同男女二元的這個分類預設；非二元這個名稱本身就是一個抵抗二元的行動，所以我現在是在這個性別範疇中，感覺到離自己比較接近。

至於影片中我跟宸君、或者說是角色間的關係，我希望能夠跳脫「愛情常規化」（amatonormativity），也就是打破「人們都在追求一對一的浪漫愛情，並將其視為比親情與友情更重要的情感需求」這樣的預設。因此，無論是影片中宸君跟聖岳的關係，還是我跟宸君的關係，我都盡量不去以單一的關係，像是愛情、親情、友情去定義，而是聚焦在「愛」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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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導演「跳脫『愛情常規化』」的觀點。對於愛的認識、連結、牽絆和執著，年輕時身體力行、卻不甚明瞭；年紀漸長，才辨識出更複雜而寬廣的形狀。譬如導演對宸君的勇氣和身體形象的嚮往，以及深厚的情誼以致於必須再現缺席的現場，這些都讓人深有共鳴和體會。

二、關於山

宸君最後在洞穴中讀的書是《沙郡年紀》，導演也提到「像山一樣思考」，並引用了梭羅的名言「野性隱藏著對世界的救贖」（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放在聖岳與宸君的登山行動中，可以看見他們的冒險和自在。導演說，早就預知宸君可能會死在山中，那是他想最後離去的地方，只是不知道會「那麼早」。

而生命的追求本是各式各樣的。人究竟該怎麼渡過一生？自我肯定和成功的定義又是什麼？開始能理解，有人那麼熱愛活在山中，追尋自由的也是刻苦地自我挑戰；而對生命的充實和飽足，心靈和身體的磨練與逸放，不斷變動著，都是自我的選擇。

很美的紀錄片，也喜歡導演一路走來終於意識到：任何的敘事最終都會回到自身，我們難以代言他人。也推薦前面引用的訪談，展示了導演 7 年來對自我生命的思索和軌跡，與紀錄片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