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uu

很高興參加這場活動，也好久不見劉文（上次見面應該是十多年前作為她論文訪談的對象！）。能認識美國當代三位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攝影師之一，同時也從劉文的補充，了解當時紐約和美國大環境的脈絡。以下也夾雜一些自己的經驗和文本筆記。

攝影一直是我走過恐懼的方式，拍照像是一種保護機制，給了我待在那裡的理由。 (Photography was always a way to wall through fear, taking a picture is a kind of protector. It gave me a reason to be there.) — Nan Goldin.

Nan Goldin（南・戈丁）生於 1953 年，猶太裔。14 歲因姊姊自戕而離家，15 歲開始接觸攝影。

70 年代的扮裝皇后、LGBTQ+ 社群與 80 年代末的愛滋運動

劉文說，紐約的發展在地理上是「從上到下、左到右」。最早石牆運動在 1969 年的西村發生，當西村逐漸仕紳化，藝術家們紛紛跑到生活條件相對寬鬆的東村聚集。這裡也是美國龐克搖滾的發源地，有許多 DIY、街頭塗鴉和嘻哈音樂，藝術氛圍濃厚，大概有點像現在的柏林吧（笑）當然，此刻的東村已寸土寸金。

Goldin 長期居住於 ProvinceTown（位於鱈魚角 Cape Cod 的同志社區，現在也是度假勝地），作品多在紐約東村和波士頓拍攝。早年為了支持自己的藝術生活，她不諱言當過性工作者。

Goldin 的作品經常與 LGBTQ+ 族群、愛滋病、藥物與親密關係有關。1973 年的首次個展，即聚焦於同志及跨性別族群的生活。

1986 年的《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記錄了各種生活場景，將同性、異性戀情侶的互動中極為私人的場景公開展示。如同自傳式的影像日記一般，不刻意創造任何戲劇張力，也不屈服於主流價值觀，而是自然地捕捉人物的互動。在 1970 至 80 年代喧囂且躁動的社會氛圍中，Goldin 挑戰了關於種族、性別及邊緣群體的認知，在色彩鮮明的影像敘事中，生活的狂喜與痛楚、放蕩及掙扎一一展陳。 — — 關於Nan Goldin — 透過鏡頭直視關係中最私密的情感

60–70 年代的美國，是大解放的時代 — — 反戰、爭取黑人民權、性解放（反單偶），1960 年也發明了口服避孕藥。然而解放的極端，到了 80 年代，卻擺盪到要求秩序的劇烈緊縮 — — 1981 年，雷根當選總統，美國也通報了第一起愛滋病病例。雷根執政下的政府主張「下滲經濟學」，大幅削減社會救助，導致社會安全網的破裂；加上對毒品戰爭的消極禁制手段（just say no）而非積極的輔導介入（如：提供乾淨針頭和用藥者的安全），以及針對有色人種的輕罪重罰，開啟了「大監禁時代」，有色人種與白人的量刑比例是 100:1。

延續對性別議題與次文化的關注，Goldin 在 1993 年出版了攝影集《The Other Side》，內容收錄她自 1970 年代起與變裝皇后（Drag Queen）一起在波士頓生活的日常。影像中，他們的身影流露不被當時社會所認同的性別觀與性別氣質。1980 年代末，她開始紀錄友人與愛滋病對抗，以及一個個生命消逝的過程。Goldin 始終與被攝者十分靠近，在穩健的信賴基礎上，在她的鏡頭下的扮裝者更顯放鬆且自然。 — — 關於Nan Goldin — 透過鏡頭直視關係中最私密的情感

當時的政府面對愛滋也是消極以對，導致了同志社群的滅絕危機，許多人紛紛面臨身邊 LGBTQ+ 朋友們死去的慘況；而對同志的污名，也讓愛滋病擴散到更多一樣具有高風險的弱勢族群身上。這樣的危機，催生了行動組織 Act Up，他們主張「沈默=死亡」（silence=death），並設計了正面朝上的粉紅三角形（挪用過去在納粹集中營裡，用來標誌同性戀者的倒置粉紅三角形），以各種激烈的直接行動、公民不服從和街頭遊行等形式，敦促政府針對愛滋有更積極的作為和藥物提供。

這個時期，也激起 LGBTQ+ 社群「非血緣家庭的聯盟與反抗」。Goldin 和友人們也聯合起來，彼此照顧和支持，發展出社群長照的樣態。

酷兒時間性

很喜歡劉文分享的這一段註解：

拒絕主流社會對於「正常」人生的線性時間想像，以及異性戀霸權社會賦予人們的單一未來可能。 
酷兒理論認為，規範何謂正常的不只是「性別」，也是人們對於時間和未來的想像（i.e.生殖未來主義）。要抵抗「正常」，我們也必須創造出新的時間感，以及次文化的空間，遠離「戀愛-婚姻-家庭」的連續體。

酷兒（queerness）簡單說，就是拒絕常規規範的正常化，抵抗「正常」的單一樣態。

前述的愛滋運動改變了 LGBTQ+ 社群的時間觀，阻斷了線性發展。在不斷地哀悼與死去之間，是對未來性的批判。同時 6、70 年代的狂放過渡到 80 年代的極度保守，社會前進動能的停止也產生了社會運動的歷史斷裂。

愛滋運動促使運動者進行更長期的承諾，同時也讓社群意識到「接受『不幸福』作為一種抵抗，而非相信『殘酷的樂觀主義』」。

這也讓我想起最近讀到在上海實踐酷兒公社文章裡的一段話：

這個社會很破碎，它所連接起來的東西是用強權，是用一種機器式的力量。我們試圖去改變的，是不希望再用一種機器式的力量去連接起破碎的大家，和被社會規訓傷害的大家。我們希望用一種情感連接和可以互相理解的狀態實施下去。所以失敗沒什麼不好的，失敗是我們的現實。成功才是那個我們無法抵達的幻想。比起一個看似美好的烏托邦，我或許更喜歡這樣一個注定失敗的烏托邦。我們努力掙扎的或許是一堆廢墟，但它能證明這絕不是沒用的。 — 酒喝了一点点｜角落里，一群酷儿的隐秘与昭彰

酷兒作為一種歪斜紕岔，一種相對主流的多元視角，一種選擇和抵抗的可能 — — 於是在「必定得如許做」的枯燥擠壓裡，成為外溢於框架的一絲燦爛溫暖。這部分的力量，在人過中年的此刻，感受特別清晰和深刻。

談到扮裝皇后，巴特勒（Judith Butler）曾說過「我們的性別不過是副本的副本」，意指性別是永遠無法到達的理想，同時性別也是一種展演。於是扮裝作為一種（性別）失敗的盛會（the queer art of failures），扮裝=性別極度的荒謬性，同時扮裝也是「不完美副本的生存策略」，是「諷刺中的諷刺」。

也推薦 Paris Is Burning (1990) 這部紀錄片，Youtube 上可觀看。

羅浮宮的過去與未來 & P.A.I.N. 反成癮藥物運動

2010 年，Goldin 開始 Scopophilia* 系列，在羅浮宮允許的時間裡，拍攝館藏的繪畫與雕塑。她試圖把這些影像與自己的作品放在一起，描繪從過去到現在關於慾望、身體與性之間的聯繫。

（*該字由弗洛伊德所提，通常翻作「視淫」或「窺淫」，指出自觀看的性愉悅。 個體具有一種想要觀看他人的性慾本能，而這種意識集中的觀看可以引起特殊的慾望和滿足。）

2017 年，Goldin 創立了 P.A.I.N. 團體（Prescription Addiction Intervention Now），抗議薩克勒家族（the Sackler Family）經營的製藥公司「普渡」，生產高成癮性的止痛藥物奧施康定，導致數十萬美國人的死亡；同時該家族透過長期大量捐贈各大美術館和藝文機構，在這些具有公信力的機構中，洗白自己的名聲。

我從鴉片類藥物危機中生存，僥性地逃脫。我從黑暗中走出來，全速地奔向這個世界。我很孤獨，但我意識到我並不孤單。 — Goldin 在 2018 年的「藝術論壇」中說道。

透過持續公開的抗議行動，最終該家族已從各大美術館的贊助中除名，並停止捐贈；同時該團體也為吸毒者提供治療。這一段歷史，可見紀錄片 All the Beauty and Bloodshed (2022)，亦可參考報導〈攝影人必看巨作！《所有的美麗與血淚》私攝影大師南戈丁的疼痛衝撞，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

文心藝所

最後記錄一下這次活動的舉辦方「文心藝術基金會」，以及空間「文心藝所」，是由文心建設總經理葉曉甄所創立的，希望能促進社區的藝術接觸。作為內湖起家的建商，她將文心藝所規劃為一樓的展間，分享收藏，這次 Goldin 的展覽即她所收藏的六幅作品和一支短片；二樓則是書店，收藏了國內外建築相關作品，選書頗豐富（更多可見報導〈優人物／灌溉藝術眼光 成就建築思維 文心建設 葉曉甄〉）。

Goldin 的展期會到 3/17，下一場活動是 3/9 曹良賓主講的「Nan Goldin 的攝影實踐 — 從協作政治與抵抗美學出發的觀點」，主辦方很用心規劃了系列講座，歡迎大家參加！

也期待未來能有單位引進更完整的 Goldin 作品展覽，畢竟 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 是有多達幾百張幻燈片和配樂的編制！